周恩来传: 《周恩来传》 十、走向世界

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这是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特别是朝鲜停战以后,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早在1936年,周恩来在陕北就接待过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情况。抗战开始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武汉、重庆、南京、上海广泛接触了外国使节、记者、学者、政界人士、国际友人和各种援华国际组织的代表,进行对外交涉和宣传工作。特别是在先与赫尔利后与马歇尔进行的复杂而尖锐的交涉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对外工作和斗争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而后的对外的战略策略思想和基本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新中国的外交,打下了初步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周恩来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他同毛泽东主席一起,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破除了旧中国100多年来的屈辱外交。
  “一五”期间,周恩来在外交上发挥了非凡的才干,富有创造性,富有朝气,富有特色。他坚持原则,从没有丝毫的摇摆,却又实事求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讲究策略的灵活性,有理、有利、有节,生动活泼。他为新中国的外交开创了一代新风,提出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方针,成为出类拔萃的共产党的外交家。
  周恩来在坚持独立自主这个基本立场的同时,把推迟或制止世界大战、争取尽可能长时间的和平,作为自己在国际范围内的首要目标。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的胜利,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扩大战火遭到了遏止。1963年的时候,周恩来判断:世界大战推迟了。他还认为,如果新战争已经推迟,它也可能被制止的。他感到核大战不容易打。核武器越多的国家越怕打,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长,推迟大战的可能性也在增长,但有限战争即局部战争却不可能避免。
  他在外交工作的一切方面力争取和平而努力。
  1954年2月,苏联在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上提议中国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当时,朝鲜战争的炮火虽然已经停止,但是远东的紧张局势并没有真正缓和下来。美国没有放弃从朝鲜、印度支那、台湾三个方向威胁中国的部署,继续坚持它反对新中国的立场;而它的盟国却越来越有所顾虑,所以,英国和法国都倾向于同意苏联的提议。结果,美国被迫改变原来的反对态度,提议得到了通过。新中国与苏、美、英、法并列,作为五大国之一,第一次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
  4月1日,周恩来到莫斯科,就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等有夫问题,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大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范文同举行会议磋商。12日回到北京。19日,中国政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晚上,周恩来同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商谈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有关问题。这期间,周恩来嘱咐在《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中加进一句反映他的基本态度的话:“我们不侵略别人,也坚决反对任何人的侵略行为,我们不威胁别人,也反对任何人的威胁行为;我们不干涉别人内政,也反对别人干涉任何人的内政;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但我们对任何武装侵略,决不会置之不理。”
  4月20日,他率领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经莫斯科,于24日抵达日内瓦。临出发前,周恩来召集代表团成员全体会议。他指出,任何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遵守代表团的制度和纪律,不得违反。
  周恩来为开好这次会议而殚精竭虑。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屋内的灯光常常从天黑亮到天明。睡觉起来,不是伏案疾书,就是阅读思考,同代表团成员商议问题。日内瓦是世界有名的风景区,号称“世界公园”。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团都找机会游览观光。中国代表团里,有人见周恩来工作太紧张,劝他出去散散步,他总是亲切地说,多做点工作吧。瑞士的报纸上曾赞扬说,中国的总理与众不同,休息日也不见他出来游览,真正是一心一意为会议。
  日内瓦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6月15日结束;第二阶段从6月16日开始,举行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限制性会议。大会于7月21日结束。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历时51天。在最后一次会议之前的两星期,美国国务院已经指示美国代表团要使会议破裂。美国代表团采用说服和压制的手段,使其他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同意执行这个指示。当时的加拿大代表团副团长朗宁在20年后出版的书中说: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和建议完全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但是美国“完全是阻止达成和平解决”。由于美国代表团的多方破坏,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最后一次会上,美国代表纠集“联合国军”的国家抛出“十六国宣言”,妄图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结束会议。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当机立断,作了即席发言,提出至少应该通过一项决议;决定今后将继续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他说:“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我们将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作出判断!”他的发言义正词严,合情合理,诚恳朴实而又充满义愤,很打动人。在他发言过程中,全场一片寂静。这一英明步骤显然出乎对方预料,使之陷于被动。比利时代表斯巴克急忙解释,说什么“十六国宣言”同周总理的建议精神是一致的。周恩来当即追问:既然一致,为什么不能十九国呢?斯巴克不得不表示赞成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立即提出无保留地支持比利时代表所附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这一来,对方阵脚大乱。美国代表声称,在请示政府以前不准备发表意见,不参加表决。南朝鲜代表说比利时不能代表十六国,至少不能代表南朝鲜。周恩来最后指出:美国这样的态度,“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且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事后,莫洛托夫祝贺周恩来的精彩发言便会议取得了大的成就。朝鲜同志说:中国同志使外交变成艺术。
  会议期间,印度总埋尼赫鲁邀请周恩来访问印度。毛泽东表示总理可以到印度走一趟,做做印度的工作。于是在休会期间的6月24日,周恩来冒着酷暑,访问了印度,以后还访问了缅甸,争取他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赞同中国的立场。这两次访问中,发表了现在已经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是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参加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关系问题谈判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时提出来的,“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周恩来说:“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这一次,他在访问印度和缅甸后分别发表的中印会谈联合声明和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都写上了这些原则,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列宁在苏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面对资本主义包围的形势下,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但当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列宁没有提出和平共处的具体内容和完整条件。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列宁这一思想的重要发展。五条是互相联系、互为作用的一个整体。和平共处是目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前提,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维护主权、独立的必要条件,平等互利是经济关系的基础。正如周恩来说过的,只有“有了前四条才能实现和平共处”。这坚持和平、平等、正义的国际关系的五条,同以富压贫、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及具侵略扩张政策是针锋相对的。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证明:集团政治行不通,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也行不通,唯一能够行得通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有和平共处,世界才能稳定。35年后的1989年,邓小平思考说“用什么新东西可以代替过去的旧东西来处理国际政治关系呢?现在的国际政治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考虑,“是否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集团政治、霸权主义和其他组织形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印两国首先提出来的,具体地说是尼赫鲁和周恩来提出来的”。“这是最明确、最明智的,是政治关系的最高概括,不但在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也某种程度地体现在这五项原则之中。解决南北问题也应该依照五项原则。这样才真正是可以天下太平。”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已越来越显现它的持久的广泛的生命力。
  日内瓦会议第二阶段的议题是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本来,印度支那问题远比朝鲜问题复杂,利害关系十分错综。但由于5月7日越南在战场上取得了奠边府大捷,形势大为改变。6月中,法国国内矛盾尖锐化,20日拉尼埃政府倒台。倾向于早日结束印支战争的孟戴斯一弗朗斯组阁。法国不想再完全听从美国,美国在会上很孤立,印支问题有了取得协议的可能。1954年6月15日,中、苏、越三国代表团商谈老挝、柬埔寨问题,为了使会谈取得进展井达成恢复印支和平的协议,周恩来在会上提议作出一些让步,来取得越南在划区问题上的补偿。苏、越表示同意。次日,周思来向英国外长艾登作了说明。23日,周恩来同法国新任总理孟戴斯一弗朗斯在伯尔尼会晤,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最后,与会各国达成了协议,规定了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具体办法,规定了解决印度支那政治问题的原则。7月21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举世盼望的印度支那的和平就要恢复了。正如朝鲜一样,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继续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美国宣布不参加会议的最后宣言,把自己完全放在了孤立的地位。
  会后,越南胡志明主席发表文告说:“在日内瓦会议上,由于我国代表团的斗争,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且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越南劳动党中央致电中共中央,对中国方面在“抗战中以及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予越南方面的“全面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参加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他本着学习的精神,以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气魄和胆略,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了大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和争取了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揭露和击退了杜勒斯之流对会议的破坏,使会议取得了成果。有的西方报纸说,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消除了国外人们头脑中一个“好战的”中国的形象。周恩来的发言代表了亚洲人的声音。美国本想在日内瓦会议上孤立中国,但经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出色工作和斗争,美国搞的一套不能得逞,反而使它自己陷于孤立。
  日内瓦会议开始时,中美双方的关系是十分紧张、尖锐对立的。经过日内瓦会议,架设了中、美官员双方接触的桥梁。会议期间,中美双方举行了四次会谈。这些会谈成为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中美大使级会谈先是在日内瓦,后是在华沙举行,延续15年。这是周恩来主持下的新中国外交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独创,它使中美两个大国在互不承认的对立情况下,有一个沟通意见的渠道。所谓“两国互不承认,却有会谈关系,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相派出大使进行长期会谈;双方还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即协议声明,创造了协议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新写法。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这种创造性在当时起到了表明中国的立场、态度,并与美国进行直接斗争和交涉的作用”。例如,1962年蒋介石趁大陆遭受自然灾害,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恶浪,福建前线战云密布。当时的关键,是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王炳南在大使级会谈中听到美国代表卡伯特说,他们将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这个情报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中国宣布12海里领海,美国不承认。但美方表示他们的军舰决不会进入12海里,这也是在大使会谈中透露给中国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实际上反映中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两国关系。两国虽然隔绝,却是互相了解底细的。正是周恩来的智慧和才能,有这十几年的会谈,最终形成美国承认台湾是我国领土,并接受中国提出的“废约、撤军和断交”的建交三原则的条件下同中国建交。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举行多次谈判,达成中英两国在北京和伦敦互派代办的建立半外交关系的协议。这也是外交上的一种创举。
  1954年10月,周恩来接待应邀前来我国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中,尼赫鲁谈到亚非会议问题。周恩来表示: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努力的。1955年4月4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和《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指出:“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5日,他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6日,国务院会议上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参加会议的方针和代表团成员名单。周恩来为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7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去广州。
  亚非会议定于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风光明媚的山城万隆市召开。周恩来这时刚动过阑尾炎手术。他认为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一定要亲自参加。到广州后。他原定11日和工作人员一起乘包租的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出发,因中间应约要去仰光同缅匈、印度、埃及等国政府首脑会晤而改变了计划。“克什米尔公主号”如期由香港起飞,但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时,被国民党特务在枫翼内安放了定时炸弹,结果该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涝越附近的海面上空时爆炸,中国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周恩来没有乘坐这架飞机,没有遭到毒手。
  暗杀动摇不了周恩来争取和平的信念,第二天,他写信给邓颖超说:
  “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周恩来以大无畏的精神,仍然赴会。14日,他到达仰光。15日晚同尼赫鲁、吴努、纳赛尔、范文同、纳伊姆汗举行非正式六国会议交换意见。周恩来提出在亚非会议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无结果。这个建议获得一致赞同。17日,到达万隆。18日,亚非会议开幕。
  周恩来成了会场内外的风云人物。正像当时有的记者报道的:“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欢呼声和掌声。”当周恩来坐着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小汽车驶向大会会场时,街头群众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人们不顾警察的警戒,从四周围上来。动人的情景,使美国记者也感叹说:“人们都为他发疯了!”
  亚非会议是第一次由亚非国家独立召开,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会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这次会议十分害怕,极端仇视,一开始就施展种种阴谋,企图阻挠和破坏。蒋介石还派出了暗杀团组织,打算在万隆暗杀周恩来等。但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暗杀组织成员中有人向中国代表团报告了,中国代表团及时采取了预防措施。帝国主义见破坏会议召开的阴谋没有得逞,转而又利用亚非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长期殖民统治造成的相互之间的某些隔阂,挑拨离问,企图使会议陷于无休止的争论而归于失败;特别是挑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亚非国家的关系。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同中国建交的只有7个,同美国有援助关系的有22个。许多国家对中国很不了解;有些国家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对中国怀有恐惧甚至敌意。美国认为它有充分把握破坏这个会议。在帝国主义的挑唆下,会议一开始,有的国家的代表就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所谓“颠覆活动”等;会议气氛相当紧张。
  4月19日,会议第二大的下午,轮到中国代表发言。鉴于以上情况,周恩来临时决定把原定的发言稿作为书面稿印发与会者,自己则利用午间的短暂休会时间起草补充发言稿,以回答对中国的造谣中伤。他一边写,一边交给工作人员译成外文。下午的全体会议上,他发言指出: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他说:“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请求会议加以讨论。……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而且,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他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会议应该把“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他谈了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有无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并说,“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他在发言的最后说:“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的发言获得了与会代表普遍热烈的欢迎和赞扬,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他讲毕回到自己的座位时,许多代表过来同他握手祝贺。缅甸总理说:周恩来的演说是“对打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有些在会上发表过攻击中国的言论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周恩来的发言,阐明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回击了反动派的造谣诬蔑,使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认识更清楚了。这个发言,引导会议绕过暗礁,拨正方向,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求同存异”这个1954年周恩来曾提出的同英国等西方国家交往的方针,成了万隆会议的原则。
  4月22日,周恩来又在亚非会议上作简短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不准备在这里参加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因为这不是会议的目的。23日他在大会上发言,批判了要以“实力政策”来代替和平共处的论调,阐述了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并提出了中国代表团拟定的《和平宣言(草案)》。印度尼赫鲁随即发言说:中国总理今天的发言应受到最大的重视,他的讲话是权威的。在会议快结束时,有人在会上挑起台湾问题。周恩来不得不在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美国侵占台湾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周恩来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影响很大,使某些人为破坏会议而设置的障碍不能得逞,并导致当年8月1日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得以举行。24日,亚非会议闭幕。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肯定了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就,表示中国坚决支持亚非人民为摆脱殖民主义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会议期间,周恩来儿乎日日夜夜地工作,每天只有两三小时睡眠。开了7天的会,总共才睡了十几个小时。实在累得不行,就和衣躺一会儿然后继续工作。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但是,会议毕竟取得了成功。经过各国代表的反复磋商,特别是周恩来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同意把五项原则的前四项改为七项,同意把“和平共处”一词改为联合国宪章的用词“和平相处”,这样,终于通过了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是照顾了有些国家避嫌不愿直接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情况,实际上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
  会议期间,周恩来打破资产阶级外交规格,同与会各国的代表,不管小国还是大国,已经建交还是尚未建交,都积极主动地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交结了很多朋友,增进了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为后来一些亚非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创造了条件,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同广大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周恩来顾全大局的崇高风格、平等待人的谦逊作风和作为政治家所具有的广阔胸怀,博得了与会代表一致的钦佩和赞扬。中国的保卫和平、反对战争和大力支持亚非国家正义斗争的严正立场,和“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不强加于人,摆事实,以理服人的态度,赢得了广大亚非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各国代表普遍肯定了周恩来对亚非会议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夫妇曾对王炳南说:“非洲大陆人民的解放事业受到国际广泛注意,正是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精辟讲话所引起的。”
  5月13日,周恩来回国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闸述了这次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他说:“这个会议是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的参加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亚非国家举行的,它反映了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1956年底到1957年初,周恩来出国访问亚欧11国,“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寻求和平”。同时,他十分重视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在这个历史时期,尽管不少国家同中国还没有建交,但是友好团体和民间人士的往来络绎不绝,中国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内容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

关键词:

  一些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就对新中国抱着敌视态度,采用封锁、遏制等种种手段,包括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等。一些亚洲邻国,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新中国还存有怀疑和畏惧的心理。

作者简介:

  新中国的诞生,对于世界和亚洲来说,究竟是和平的因素,还是危害和平的因素?这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毛泽东作出肯定而明确的回答: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

唐洲雁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同时宣布:“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①

【作者简介】唐洲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研究员,北京 100017

  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各国政府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②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中美关系也由此走向了全面对抗的道路。朝鲜战争结束后,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争取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也曾努力调整对美国的政策和策略。本文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前期新中国对美斗争的策略演变。

  从一开始,维护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就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两大基点。

【关 键 词】中美关系/外交战略/策略演变

  毛泽东根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分析,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依据这个判断,在一九五一年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长远设想。即使是发生了抗美援朝这样大的意外事件,也没有改变毛泽东的基本估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终结。由于此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向国际社会宣布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进一步明朗化,中美关系也由此走向了全面对抗的道路。然而对抗并非意味着隔绝。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争取一个和平建设环境的良好愿望出发,努力调整中美关系。但是新中国的和平努力,却因美国固守遏制和封锁政策、在台湾问题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而不得不最终放弃。

  朝鲜战争爆发后,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这场局部性战争会不会因为美国插手而引发新的世界大战。毛泽东通过两年多的观察,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美国在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第二,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对美国来说,朝鲜停战,大势所趋,不和不利。③基于这种判断,毛泽东仍然认为:“我们要争取十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巩固的基础。”④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上述论断的正确性。

一、朝鲜战场上的正面对抗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松了一口气。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显然,这个消息是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所不希望听到的。因为两个月前,毛泽东已经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军队复员工作的指示;[1]6月24日,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正在召开会议,按照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问题。[2]

  毛泽东对朝鲜停战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九月二日,他在一封电报里指出:“最近,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显然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和平、制止新战争的努力中所获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这一新的重大的成就业已有助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开始和缓”。⑤九月十二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又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之一,是“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⑥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与党中央最关心的是美国的态度。就在战争爆发的当天,美国政府即公开指责北朝鲜对南朝鲜“发动武装进攻”,并认为这是苏联策划下共产党人向全世界进攻的信号,是“对美国在自由世界领导地位”的一种明白无误的挑战,是“柏林事件更大规模的重演”。[3]正是根据这一判断,美国开始部署在朝鲜乃至整个亚洲进行反扑。美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此作出三项决定:第一,美国海空军向南朝鲜军队提供全面援助;第二,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并封锁台湾海峡;第三,大力支援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和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队。[4]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包含上述内容在内的声明,并宣称:“台湾未来地位之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与对日和平条约的缔结,或联合国的考虑。”[5]

  此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外交上作出两项重要努力。一是努力促成日内瓦会议的召开,谋求通过和平协商,进一步缓和亚洲的两个热点地区——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局势;二是和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逐步同周边国家解决边界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睦邻友好。这两方面的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为国内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并派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这无疑是对新中国内政和统一大业的粗暴干涉。它与杜鲁门此前关于对台湾采取“撒手”政策的声明大相径庭。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曾信誓旦旦地宣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目前,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6]半年尚未过去,声明言犹在耳,杜鲁门就自食其言,决定把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对此,毛泽东的直接反应是:杜鲁门亲自证明了“他的声明是虚伪的”。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指出:“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他号召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7]。同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台湾属于中国“这不仅是历史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8]。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朝鲜半岛恢复了和平局面,但是重新导致紧张局势的因素依然存在。实现停火以后,美国并没有从朝鲜撤军的迹象。双方围绕战俘遣返的实施问题,又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然而,无论如何,从战争走向和平,从武力对抗转向谈判,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心把握时机,进一步消除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展开了一场争取召开政治会议的外交攻势。

应该指出,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两个星期里,尽管美国已经扬言出兵干涉,但由于当时朝鲜人民军在战场上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毛泽东关注更多的是由此带来的对中国解放台湾进程的影响。他认为,由于美军在台湾海峡挡着,结果只能是把“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9]。事实也是如此,由于美国军队的粗暴干涉,致使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至今仍处于分裂状态。

  按照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规定,应当由双方司令官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分别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提出中国对召开政治会议的意见。电报写道:“我方对于政治会议的方针是,继续坚持和平政策,坚持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进一步争取和平解决远东其他问题,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还提出,政治会议应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不采取双边谈判的形式;参加国包括苏、中、美、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以及四个中立国波兰、印度、瑞典、缅甸;会议议程应当按照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规定,先解决撤军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再讨论其他问题;表决方式采取协商决定,即停战双方一致同意的方式;会议地点,建议在新德里举行。⑦这个意见,得到苏联和朝鲜的同意。

但是,形势的发展很快转移了毛泽东的注意力。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8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不久,“联合国军”源源不断地开进南朝鲜。毛泽东相当敏锐地意识到人民军将失去兵力优势,开始高度警惕来自朝鲜半岛的美国军事威胁。受他的委托,周恩来在7月7日和10日连续两次召集国防会议,研究关于成立东北边防军的问题。根据这两次会议的精神,13日正式形成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提出组建东北边防军,于8月5日前抵达指定地点,完成集结。

  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将上述意见通知印度和瑞典驻华大使:“如果印度政府及瑞典政府同意我们的意见,请印度和瑞典在联合国的代表与有关方面进行接触,以便使之成为在联合国中的共同提案”。同日,毛泽东把这一情况通报给金日成,并且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促进国际间的合作,和创造一个以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的开始。”⑧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命令华东海军迅速组织力量,打通长江口航道,扫荡江浙沿海残敌;在舟山建立海军基地,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应付“帝国主义可能扩大的战争”[10]。

  就在这一天,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提出关于政治会议成员的提案。讨论中,美国在政治会议的组成和形式等问题上,同不少国家发生意见分歧。美国不赞成开圆桌会议,主张停战双方单独谈判,即参加国只限于朝、中和美、韩。它担心中立国的参加会对美国不利。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28日占领汉城。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实行战略退却。在北朝鲜处境十分危急的紧要关头,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1]

  为了支持苏联提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在八月二十四日由周恩来发表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声明,并建议朝鲜在二十五日也发表同样内容的声明。⑨

与此同时,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出兵朝鲜的问题。他反复斟酌,权衡利弊,力主出兵朝鲜。经过他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会议最后统一了意见,作出了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

  但是,八月二十八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关于“朝鲜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履行”的决议案,否决了召开包括中立国在内的圆桌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九月十二日,周恩来复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重申中国政府关于迅速召开有交战双方的全体国家及有关中立国家参加的圆桌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等问题的立场。

10月19日,就在联合国军占领平壤的同时,由东北边防军改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此后8个月的时间里,中朝军队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5次大的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次年7月,战争进入“边打边谈”的阶段。经过两年的艰苦斗争,交战双方于1953年7月签订了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使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国内经济恢复和民主改革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九月下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析了一个多月以来围绕召开政治会议展开的外交斗争,估计如果继续坚持中朝方面的原定方案很难有什么结果,便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新步骤》。《新步骤》仍坚持政治会议应当有其他中立国参加,但为了推动政治会议的召开,同意美国方面的建议,由朝中两国政府指派代表与美国代表就政治会议问题举行初步会谈。“初步会谈的主要问题应为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其次则为政治会议的地点与时间问题”。⑩

二、打破美国的封锁和遏制

  ①《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44页。

朝鲜停战以后,随着国内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展开,中国迫切需要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为此,毛泽东确立了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总方针,并批准在外交上作出两项重要努力:一是努力促成日内瓦会议的召开,进一步缓和亚洲的两个热点地区——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局势;二是和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步同周边国家解决边界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睦邻友好。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页。

毛泽东作出这样的决策,跟他认为世界形势趋于缓和的判断有关。1953年9月2日,他在给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的电报中指出:“最近,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显然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和平、制止新战争的努力中所获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这一新的重大的成就业已有助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开始和缓。”[12]

  ③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52年8月4日。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与社会主义阵营试图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良好愿望相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敌对阵营却加紧了“围剿”世界人民革命的步伐,特别是加强了对新中国的封锁和遏制。

  ④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52年8月4日。

众所周知,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就把东南亚定为亚洲大陆遏制线的主要环节,企图“以一切可行和适当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把共产主义阻截在中国南部边境”[13]。1952年12月,即将就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提醒艾森豪威尔,在进行朝鲜战争的同时,不要忘记印度支那。在此前后,美国不断以外交声援和物质援助的方式来支持法国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据统计,当时法国在印度支那战争的全部经费的70%是由美国提供的。[14]

  ⑤毛泽东、周恩来为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八周年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电,1953年9月2日。

美国在呼吁英、法等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的同时,还先后策划签订了针对新中国的美日安全条约、美韩共同防御协定、美台共同防御协定等,并策动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此外,它还在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不少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一个“锁链”,包围中国和苏联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对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15]

  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9月12日。

面对帝国主义阵营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毛泽东对世界形势和国内情况作了冷静分析,决定采取防御的斗争策略,努力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实行“和平外交”,打破美国的封锁和遏制。正因为如此,朝鲜战争以后,面对美国开始将军事力量从朝鲜撤往印度支那半岛的行动,他并没有决定再打一场印度支那战争。他认为:之所以在印度支那要和下来,是因为美国要借这个地方做文章,借这个地方扩大战争,继续打下去,但“我们现在正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打乱”。[16]

  ⑦这个电报是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定并以他的名义发出的。

从1953年底开始,新中国决定实行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毛泽东曾经设想,经过几年的努力,把整个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美、北美如加拿大、墨西哥,包括英国在内的国家都争取过来,使它们脱离美国,把美国孤立起来。[17]他认为,这一方针既是支援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手段,又是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维护和平的根本方法。中国希望美国能够接受教训,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和中国进行对话。周恩来也强调:“在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起来,就和他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18]此后,新中国在“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国”的战略方针指导下,通过积极的外交努力和苏联等国的斡旋,终于促成了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的召开。

  ⑧毛泽东致金日成电,手稿,1953年8月18日。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国身份和平等地位出席的国际会议,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当时,他正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便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进行研究。3月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了中国政府在日内瓦会议上所持的立场:“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国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且要尽一切努力达成某些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19]会议批准了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提出要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以外,推动日内瓦会议取得更多的成果。“我们可以相机提出有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其他迫切的国际问题”,“尤其是发展各国间的经济关系和贸易交通往来,更为缓和国际紧张关系、打破美帝封锁禁运的有效步骤”[20]。

  ⑨毛泽东致金日成电,手稿,1953年8月22日。

日内瓦会议自1954年4月26日开始,于6月19日达成《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后宣布休会。6月下旬,周恩来利用休会的时机顺道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先是与印度总理在《联合声明》中重申了1953年12月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接着,与缅甸总理在《联合声明》中再次确认了这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同印度等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有效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⑩周恩来主持拟定的《关于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新步骤》,1953年9月。

7月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的情况汇报。他指出: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

  在征得朝鲜和苏联同意后,十月十日和十九日,周恩来先后发表关于政治会议的声明和通知,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政治会议不应该是板门店谈判形式的重复,应该有中立国家参加。通知对美国经过瑞典驻华大使馆转交的多次函件作了答复,表示朝中方面“同意共同派遣代表于十月二十六日在板门店与美国代表会晤,进行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①

在发言中,毛泽东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他特别强调,对帝国主义阵营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它们反苏,反共,反对中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我们这个阵线,那是真的;但是,它们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的,四分五裂的。美国现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美国现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来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领起来。”[21]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朝中方面代表奇石福、黄华和美方代表迪安在板门店开始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由于美方故意制造障碍,会谈开始不久,就在中立国参加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陷入僵局。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开会研究会谈形势,决定由朝中方面提出关于政治会议的全面建议,以打消美方故意拖延会谈进程的借口。这项全面建议在十一月三十日发表,内容包括政治会议的成员和地点、时间、程序、行政、经费等各个方面。但是美方还是不断挑起争论,并在十二月十二日无理中断了会谈。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美方将两万多名朝中战俘强行押往南朝鲜浦项、群山和台湾基隆,强迫他们分别编入南朝鲜军队或送交台湾国民党当局,严重破坏了朝鲜停战协定关于遣返战俘的规定。在这种气氛下,重新恢复关于政治会议的会谈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停战协定明文规定的高一级政治会议,终于未能召开。

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提到了两个十分关键的理论问题:一个是他认为美国正在“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到处招摇撞骗、拉帮结伙,构筑反对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战线。无疑,这一认识是对“两个阵营”理论的坚持和发展,是站在“两极对抗”的大视野下来认识美国。另一个是他认为美国现在主要的目的,还是整“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这是他在1946年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之后,再次提到“中间地带”问题。但不同的是,这时他已经认为中国不再是站在这个“中间地带”之中,而是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站在其中的一极,与另一极的美帝国主义直接对抗。

  通过这场斗争,国际社会了解到中国政府对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真诚愿望。在召开政治会议的问题上,中国赢得主动,而美国陷入被动。

7月8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上,再次肯定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方针,肯定外交工作的新成就。他说:“同意周总理报告中所讲的外交方针——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目前在外交方面,比过去八年中间开始有了改变——和平协商达成协议。”在讲话中,他还对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11条具体意见,其中包括“争取与美国政府改善某些关系——孤立与分化”、“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22]

  在板门店和平协商解决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大门被美国方面强行关闭以后,经过苏联等国的努力,决定召开日内瓦国际会议,谋求缓和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局势的大门又开启了。

日内瓦会议复会后,很快顺利签订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法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军,尊重三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

  早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苏联政府就曾经照会法、英、美三国政府,提出两点建议:一、召开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外交部长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二、召开法、英、美、苏四国外交部长会议,讨论德国问题。十月八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完全赞同苏联政府的上述建议。

参加日内瓦会议标志着中国正逐步重返国际政治舞台,这是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帝国主义封锁遏制政策为目标的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胜利。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十八日,法、英、美、苏四国外长在柏林举行会议,讨论德国问题、欧洲安全问题和奥地利问题。会上,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再次提出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的建议。法、英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赞成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且希望在五大国外长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美国不得不改变态度,对中国参加这次会议表示同意。柏林会议最后作出决定,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举行日内瓦国际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除苏、美、法、英、中五国以外,还请有关的其他国家参加相关问题的讨论。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通过频繁接见外宾,对它的成果作了广泛宣传。8月24日下午,他在会见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时,阐述了新中国所主张的“和平共处”外交方针,认为中国不仅可以和社会主义国家共处,而且可以和非社会主义国家共处,可以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共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正是根据这种“和平共处”的方针,他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战争政策提出了批评:“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23]他认为,太平洋不太平,根源主要在美国。

  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和平等地位出席的国际会议。这表明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在迅速提高,中国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承认。这是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懈努力的结果。

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毛泽东在短短一周内四次与客人谈话,足见他对发展中印关系的高度重视。在10月21日会见中,毛泽东谈到:美国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我们是信任印度的,印度是使我们可以睡得好觉的。”[24]“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25]

  对于召开日内瓦会议,各大国抱有不同的想法和目的。对美国来说,列为会议两大主题的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在它以冷战为核心的全球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也是它的亚洲政策的两大战略支点。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即将就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提醒过艾森豪威尔,在进行朝鲜战争的同时,不要忘记印度支那。他说:“我们还能够在失掉朝鲜之后,经得起随之而来的后果影响。但是如果丢掉了印度支那,南亚就会跟着丢掉,而我们就极难不受其后果影响了。”②艾森豪威尔深受这番话的影响。一九五四年四月七日,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他针对印度支那局势提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论点,认为如果印度支那失手,接下去就会失去缅甸、泰国、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动摇由日本、台湾、菲律宾结成的“岛屿链”,进而波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③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美国不但不想在朝鲜问题上作任何让步,而且一再呼吁英、法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和它采取联合行动,以军事对抗来阻止所谓共产主义向东南亚的“扩张”。然而,美国自身有两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个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允许它在其他战略方向上投入过多的力量,产生了欧洲战略重点同亚洲遏制政策的矛盾;另一个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同英、法等盟国的战略利益难以协调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使美国在处理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感到力不从心,处处受到掣肘,不敢把事情做绝。

总之,日内瓦会议以后,毛泽东通过频繁接触外宾,进一步推动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打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孤立和封锁。到1956年初,中国的周边环境已大为改善。曾经对中国存有疑虑甚至敌意的国家改变了态度,为友好信任的合作气氛所代替。中国对亚洲邻国的影响在增强,在国际舞台上说话的分量也在加重。这是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美国封锁遏制政策为目标的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略上一直处于收缩状态。它在亚洲的最大愿望,是保持在香港、马来亚等地区的利益。因此,英国对朝鲜战争一直持消极态度,也不希望印度支那战争进一步扩大。它担心,一旦美国、英国、法国联合对印度支那进行军事干涉,会引起同中国的战争,最终危及它在香港等地区的利益。四月二十五日,在日内瓦会议开幕的前一天,英国内阁会议一致决定,英国不准备在印度支那采取军事行动;对法国在日内瓦为达成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英国将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此大失所望,不得不承认:“这个决定就使我们寻求任何满意的同盟干涉方式的努力暂时终止了。”④

三、缓和中美敌对关系

  法国对日内瓦会议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抱有很大的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度支那原是法国的殖民地。战争结束后,印度支那民族解放运动迅速高涨,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已宣告成立。到一九五四年,法国进行印支战争历时已近八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军队六易主帅,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法国政府深感即使继续付出巨大代价,仍难以赢得这场战争。在柏林会议上,法国向美国提出,要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否则法国政府将会因为印支战争的失败而垮台,并可能走上中立主义道路。这样,美国只好勉强同意参加日内瓦会议。

根据既定的和平外交方针,新中国在加强与亚洲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同时,开始逐步调整对美国的政策和策略,利用各种外交场合,主动缓和中美关系,打破美国对新中国的僵化政策。

  柏林会议作出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决定,同毛泽东提出的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的设想是相符合的。

早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同意周恩来积极回应美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展开交涉,以便逐步建立外交接触的渠道。当时,美国代表团也表示愿意就美在华被扣人员和中国在美留学人员的回国问题,同中国代表团进行接触。对此,中方予以积极回应。从6月5日至7月21日,中国代表王炳南和美国代表约翰逊进行了5次接触。从9月2日起又继续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这些会谈和接触,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它结束了中美两国过去一个时期的隔绝状态,开始建立起保持接触的官方渠道。这就证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大势所趋。同时也证明了毛泽东所说:西方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26]。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致电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全面分析越南局势,认为:“目前法国人民要求经过和谈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愈来愈大,法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也认为侵越战争得不偿失,主张和谈,拉尼埃⑤也两次正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美帝从朝鲜停战后便企图使侵越战争扩大化,胁迫法帝打到底。在这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是需要的,合时宜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和平旗帜抓在我们手里,更进一步鼓励法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斗争,揭穿法国反动派说越南不要和平,把战争责任推在越南身上的阴谋。也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和扩大法美之间的矛盾。”

1955年1月15日,印尼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参加亚非会议的邀请。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方案》提出:在会上多提亚非国家的共同性问题,不突出我国的特殊问题;对某些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不了解和疑惧而可能进行的攻击,采取申明立场、不为所动的方针,避免会议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27]这种避免突出和强化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分歧的态度,表明了新中国领导人在国际问题上的务实精神。

  毛泽东同时提醒越方,不要因为准备和谈而放松军事斗争。“和帝国主义者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⑥

4月18日,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正式开幕。23日下午,周恩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公开宣布:“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28]对此,参加会议的缅甸总理吴努指出:这个声明向和缓世界紧张局势走了一大步。[29]

  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一天,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越南人民军解放了越南西北重镇奠边府,歼灭法国远征军精锐部队和南越保大政府军队一万六千多人,这是越南抗法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在法国引起极大震动。六月十二日,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国内反战运动掀起高潮。奠边府战役,还进一步扩大了法国同美国的矛盾。在奠边府法国守军告急的时刻,美国迟迟不履行军事干预的承诺。奠边府战役以后,法国表示无力单独进行这场战争。美国又乘机提出七点要求⑦,实际上是要把法国势力挤出印度支那,以便自己乘机取而代之,遭到法国的拒绝。

中国代表团关于愿与美国直接谈判的声明,不仅有力地驳斥了美国声称中国“好战”的险恶企图,而且赢得了国际舆论特别是亚非国家的一致赞赏和支持,这给美国政府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这样,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和会议进行中间,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有利于通过和平协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尤其是印度支那局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使这个地区在战后第一次出现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转机。

一开始,美国方面的反应是本能的拒斥,以坚持台湾参加中美会谈为条件拒绝周恩来的建议。然而由于参加亚非会议的广大国家都希望美国能够响应中国的建议,杜勒斯不得不于4月26日召开记者招待会,表示美国不排除同中国进行谈判的可能。[30]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日内瓦会议的召开、特别是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极为重视,并寄予厚望。

4月27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谈到中国政府在亚非会议上的表态时,他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五个科伦坡国家和泰国、菲律宾曾谈过台湾问题。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31]

  中国政府接到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邀请时,毛泽东正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他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进行研究。

这年5月底,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中国。他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促成中美两国就台湾海峡局势举行谈判。对此,毛泽东表示欢迎:“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他还明确指出:“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

为了进一步推动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中国方面甚至还主动宣布要释放若干已经被判刑的被俘美国空军人员[32],以便为双方对话与谈判创造积极的条件。此后,经过英国、印度、印尼等国的斡旋,美国政府终于同意在日内瓦举行两国大使级会谈。8月1日,谈判正式开始。中方首任谈判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首任谈判代表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

  《初步意见》对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的方针,以及在朝鲜、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对策都作了明确而周密的规定。

毛泽东对即将到来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极为重视。从中方会谈的决策和指导方针,到后来每一阶段的谈判部署、具体方案,乃至重要发言稿、声明稿等,都是经他最后审定的。[33]此后的谈判旷日持久,延续了整整15年,虽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却使中美两国在对抗中保持了一定的外交接触。

  《初步意见》提出:“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帝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使美国利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性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论的道路。”

四、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关于中国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初步意见》提出:要紧紧掌握和平统一、民族独立和自由选举这三大口号,撤走一切外国军队,坚决支持朝鲜政府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全面建议,并争取在印度支那实现停火。

从1954年起,中国推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很快带来了显著成效。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也开始出现缺口。但是,新中国外交上的初步调整,显然无法完全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阵营的仇视。这年7月14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提出由联合国“托管”台湾的主张[34]。这使得毛泽东开始警觉到:国际上存在着要求由联合国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杂音,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和越南划界停战的例子,很可能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援引到处理祖国内地和台湾问题上来。

  《初步意见》确定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两大问题时最低限度的斗争目标是:在朝鲜问题上,如果朝鲜政府的全面建议不能被对方接受,“我们应在承认维持南北朝鲜现状、分期撤退外国军队和恢复南北朝鲜交通贸易等问题上谋求解决办法,以建立初步的和平局面”。在实现印度支那停战问题上,要力争在十六度线附近划定南北双方停战线。

恰恰就在此时,美国与台湾当局开始了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显然,美国的意图是要通过制造台湾海峡两岸的永久分离,使其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合法化”。这不能不极大地刺激毛泽东的民族自尊心。他深知美国对新中国一直充满敌意,从而开始担心中国主动实行和平外交,会不会被美国人误以为是一种示弱的表现。对此,他后来自我检讨说:我当时指示在日内瓦会议上和美国人接触,这与我自己一贯的想法并不一致,看来还是原来的想法好,即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因为,这涉及中国人是否真正站起来了的民族尊严问题。[35]

  根据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提出的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封锁政策的总方针,《初步意见》还提出,要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以外,推动日内瓦会议取得更多的成果。“我们可以相机提出有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其他迫切的国际问题”。“我们除朝鲜和越南问题外,还必须准备其他有关中国、远东及亚洲的和平与安全等问题的材料和意见,尤其是发展各国间的经济关系和贸易交通往来,更为缓和国际紧张关系、打破美帝封锁禁运的有效步骤。在会议外,中英、中法、中加的相互关系也会触及,我们亦应有所准备”。⑧

从1954年7月开始,毛泽东重新把台湾问题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为了阻止美国与台湾当局正在进行的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谈判,他决心向全世界表达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信心和愿望。7月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台湾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对于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揭露美国图谋霸占台湾,蒋介石继续卖国。”[36]会议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在台湾问题上,“如果美蒋阴谋得逞,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将会长期紧张下去,更难寻求缓和与转弯的余地”[37]。

  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初步意见》的第二天,三月三日,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表示接受苏联的邀请,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正是为了反对美国分裂中国,把台湾问题“合法化”、“固定化”、“国际化”的图谋,新中国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解放台湾”宣传运动。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宣称:“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38]2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39]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时,他一面主持讨论修改宪法草案,一面继续处理高饶事件。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仍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审定周恩来为参加日内瓦会议准备的五个重要文件,并多次约周恩来商谈有关日内瓦会议的问题。

8月11日,针对美国又在发起、组织矛头明显指向中国的所谓“东南亚防御集团”,周恩来发表外交报告,声明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决不容许美国侵占,也决不同意交给联合国托管。[40]

  四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当天晚上,毛泽东约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最后一次研究日内瓦会议问题,做到充分准备,仔细斟酌,力求万无一失,谋定而后动。

为了配合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宣传,从8月份开始,中共中央还要求华东军区加紧准备轰炸上、下大陈岛,攻取一江山岛,同时准备通过大规模炮击金门来显示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决心和力量。

  四月二十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瑞士出席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这时是将解放台湾作为长期斗争目标来部署,并据此制定对台斗争的军事计划和实施步骤的。他在国内发起声势浩大的“解放台湾”宣传运动,主要的目的在于表达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的信心和决心,阻止美蒋进一步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而不是要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去直接解放台湾,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因此,他一方面强调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把解放台湾、祖国统一作为高于一切的神圣大业;另一方面又谨慎地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周恩来也明确指出:解放台湾固然“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但对美国,只要它还没有直接介入到这场冲突中来,就“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41]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由世界各主要国家出席的国际会议。周恩来在临行的前一天,对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表示了中国政府的坚定态度:“日内瓦会议是不应该让它失败的”。

除了在军事上采谨慎态度之外,毛泽东还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传递信息,希望美国能够及时改变对中国的政策,减少敌视中国的情绪。8月24日,他在接见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时,提出希望英国人能够劝劝美国人:第一,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第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第三,不要武装日本。总之,“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42]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开始举行。

然而中国方面表示善意的举动显然对美国没有什么触动。9月2日,杜勒斯到达马尼拉,准备与英、法、澳等国代表协商缔结“集体防务条约”。为了表示抗议,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然以猛烈的火力炮击大小金门和马祖岛。到22日止,连续19天炮击,两名美军顾问当场毙命,台湾海峡形势骤然紧张。

  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会议一开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一)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的全朝鲜选举,以组成朝鲜统一政府;(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六个月内撤出朝鲜;(三)对维护远东和平具有最大关心的相应国家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并为朝鲜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这一全面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得到中国和苏联的支持。美国根本无意解决朝鲜问题,更不愿看到南北朝鲜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由全民选举实现和平统一。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柏林会议上就告诉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朝鲜问题会议可以开,但什么协议也达不成。”英、法等国则对解决朝鲜问题持消极态度,而急于使会议转向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尽管朝中方面一再作出让步,在美国的阻挠下,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直到六月十五日结束时,始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使美国政府处于像朝鲜战争同样尴尬的境地。艾森豪威尔后来感慨地说,这是他执政18个月中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43]杜勒斯建议,把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由联合国出面斡旋,维持现状,实现台湾海峡停火。[44]此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美蒋双方于1954年12月2日在华盛顿正式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条约规定,美国“维持并发展”蒋介石集团的武装力量,当“缔约国之领土”被“武装攻击”时,双方应采取共同行动。[45]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不仅使蒋介石集团得以在美国的武力保护下维持其在台湾的统治,而且使美国在远东长期和全面遏制新中国的政策披上了所谓的“合法化”的外衣。

  虽然结果不如人意,但是国际舆论看清了中国政府在实现朝鲜和平问题上的真诚愿望和主张,也看出了朝鲜半岛走向缓和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六月二十三日在英国国会演说中表示:“朝鲜问题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问题已看得很清楚,再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小了。”这代表了世界各国的普遍看法。

对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新中国理所当然地表示了强烈的抗议。1955年1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指出该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日内瓦会议从五月八日起,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越南人民军前一天取得的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为会议取得突破性进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时,毛泽东冷静观察局势,预见到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将会出现复杂的局面,要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根据他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建议越南人民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扩大战果,切不可消极等待会议谈判的结果。五月十二日,他在中共中央军委致韦国清⑨的指示电的最后,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如和谈成功则另作停战部署,目前应作和谈不成的部署,不可等待和谈。”⑩和谈从来是要以实力为后盾的。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有力地保证了日内瓦会议上外交斗争的成功。

为了表明新中国决不承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坚定立场,毛泽东指示人民解放军尽快解放一江山岛。1月18日,华东军区陆海空军配合作战,一举攻克一江山岛,并迫使美国撤走了它的舰队,使大陈岛也处于解放军的炮火有效射程之内。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1─1953),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2月版,第161页。

一江山岛轻而易举被迅速攻克,使艾森豪威尔十分震惊,认为这是中共夺取台湾的前奏。他于24日提出特别咨文,要求国会授权总统“在必要时”使用美国军队来“保证”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46]此后,美国第七舰队主力开始向台湾海峡和浙江东南海面集结,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与此同时,美国还放出空气,威胁要使用核武器。

  ②Notes,HelenaMeeting,October12,1952,PreinauguralPapers.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80页。

面对美国的威胁,毛泽东坚决地予以回击。1月28日,他在接受芬兰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指出:“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至于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47]

  ③[美]斯蒂芬·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传》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80、181页。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于2月初通过瑞典驻华大使雨果·维斯特朗,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指出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是不拒绝同美国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这个紧张局势的问题的”[48]。中美之间以及台湾海峡极其紧张的局势由此得到缓和,从而为双方下一轮谈判提供了契机。

  ④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390页。

在新中国积极推行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时候,毛泽东又发起“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宣传运动,并作出炮击金门等决策,看起来似乎充满矛盾,实际上却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一方面,面对美蒋签订条约、在台湾问题上摆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中国人民必须表现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坚强决心和勇气;另一方面,只要美国不退出台湾,就意味着它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中美之间也就不具备实行和平共处的任何前提条件。因此,在发送愿与美国和平共处信息的同时,又以强硬的姿态表明“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态度,显示了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上不可动摇的立场,表明了毛泽东国际战略的内在一致性。“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以斗争求团结,这是他在战争年代与美国人打交道总结得出的实践经验,是一种高超的斗争艺术。

  ⑤拉尼埃,当时任法国政府总理。

综上所述,朝鲜战争结束后,尽管和美国之间旧恨未消,又添新仇,但考虑到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毛泽东还是毅然选择了支持世界缓和,争取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为此,他甚至主动向心目中最主要的敌人美国伸出了橄榄枝。无疑,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对于新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维护亚洲和平,打破美国的遏制和封锁,搞好国内经济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中美双方积怨甚深,特别是由于美国在亚洲顽固推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处处封锁、遏制和包围新中国,使得毛泽东试图缓和中美关系的初衷,始终没有能够实现。尽管如此,通过和平外交,新中国却有力地争取了包括亚非在内的广大民族民主国家的普遍同情和支持。毛泽东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四分五裂、很不统一的现状,重新认识到从日本到英国这个“中间地带”的存在和作用。无疑,这对他后来形成反美斗争的新策略,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⑥毛泽东致胡志明电,手稿,1953年11月23日。

【参考文献】

  ⑦1954年5月13日和15日,美、法举行秘密会谈。美国表示必要时可以直接介入印支战争,但有七点要求,包括“法国政府必须重申印支三国独立的完全性质,它应明确说明这种独立包括从法兰西联邦分去”。见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77、78页。

[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310,423.

  ⑧周恩来起草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手稿,1954年2、3月间。

[2][8][10][40][4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49,51,57,406,412.

  ⑨韦国清,当时任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

[3]胡礼忠,金光耀,顾关林.从望厦条约到克林顿访华[M].厦门: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310.

  ⑩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致韦国清电的修改稿,手稿,1954年5月12日。

[4][美]迪安·艾奇逊著.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伍协力合译.艾奇逊回忆录:上册[M].北京: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269-270.

  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过程中,美国想方设法阻挠和平的实现。但由于与会各方,包括法国和英国在内,都迫切希望达成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美国实际上陷于相当孤立的境地,它的企图没有得逞。这再一次表明,通过和平协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5]Department of Stat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50-1955,
Washington, D. C, 1957, pp. 632-633.

  日内瓦会议首先在实现柬埔寨和老挝的停火问题上取得突破,六月十九日达成《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随后,宣布休会。

[6]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 1950-1955, Vol. 1, pp.
2448-2449. Department of State, Arno Press, A Publishing and Library
Service of the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1971.

  在休会的近一个月时间里,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活动:访问关心会议进程的印度、缅甸等国,同这些国家的首脑进行会谈;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武元甲、黄文欢等在广西柳州举行会议,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并同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会谈,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交换意见。

[9]杜平.在志愿军总部[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41.

  七月六日,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召开会议,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进展情况的汇报。第二天,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性讲话。

[11]人民日报,1950-10-01.

  从日内瓦会议开始以来,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进行,研究各主要国家的言论行动,观察和分析东南亚以至整个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考虑我国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320.

  毛泽东对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的方针和取得的初步成果很满意,他在讲话里充分肯定这一点,说:“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很好,我们应当同意他所讲的这些方针,并且批准代表团过去这些活动。过去两个半月的活动是很好的。我们几个国家,苏联,中国,还有朝鲜和越南,是团结得很好的,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根据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和下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今后是会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并且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抓紧一点,估计可以达成协议,就可以开展一个局势。”

[13][英]科拉尔·贝尔著,贝纳姆编,元汀等译.国际事务概览(1954)[M].北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99.

  接着,毛泽东着重讲了在国际斗争中如何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孤立少数的问题。他说:“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很说不过去了,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美国抓住印度支那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战争,对这一点,我们国内有许多人还看不大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地方的战争牵动全世界?就是因为美国要借这个地方做文章,借这个地方扩大战争,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是牵动很大的,牵动了东南亚,牵动了亚洲、欧洲、美洲(比如加拿大)和澳洲。所以,有很多人就同意和平。”

[14][17][18]廖心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等打破西方封锁和包围的决策历程[J].党的文献,2008,(2).

  他又说:“现在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这个东南亚的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解决之后,估计它的孤立会要继续发展。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所以,这个局势很有希望。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

[15][16][21][26]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71,369,334,333.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现在变成艾登他们口里的话了,变成尼赫鲁他们口里的话了,他们也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就是很大一个变化。这种变化,估计再有一个时期,只要东南亚这个问题和下来之后,会有个促进。所以,整个形势应当说是比较过去大为好转。因此,我们要对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一类国家,比如印度、缅甸这一类国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进行工作。甚至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它在我国附近,也是怕我们的,也要进行工作。”

[19]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M].北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5-6.

  毛泽东还提出:“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总要分化的。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它们反苏,反共,反对中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我们这个阵线,那是真的;但是,它们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的,四分五裂的。美国现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美国现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来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领起来。”

[20]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Z].1954年2、3月.

  在全篇讲话的最后,毛泽东总结说:“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①

[22]毛泽东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Z].1954-07-08.

  这不仅是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奉行的指导方针,也是中国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谋求睦邻友好、与不同社会制度的一切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指导方针。

[23][25][31][42]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158-162,175-176,204,161-162.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工作和今后方针,为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阶段取得重大突破奠定了基础。

[24]毛泽东在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宴会上同尼赫鲁谈话的记录[Z].1954-10-21.

  七月八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肯定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方针,肯定外交工作的新成就。

[27][29][39]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590,592,585.

  毛泽东说:“同意周总理报告中所讲的外交方针——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目前在外交方面,比过去八年中间开始有了改变——和平协商达成协议。”

[2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105.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了十一条意见:

[30]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2253-2259.

  “一、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32]美国外交文件[C].1956年第2卷,581-583.

  二、开始建立东南亚和平区域,建立合作并发展它,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或集体和平公约。

[33]赵祥龄.毛泽东高屋建瓴的策略思想和斗争艺术[A].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194.

  三、与英国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34]斥为美国侵占台湾张目的谬论[J].世界知识,1954,(19):14.

  四、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

[35]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1097-1098.

  五、争取与美国政府改善某些关系——孤立与分化。

[36]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R].1955-07-07.

  六、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

[37]廖心文.周恩来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J].党的文献,1994,(5).

  七、国内要团结,支持代表团,争取外交胜利。

[38]人民日报,1954-07-23.

  八、国内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有人怀疑圈子越搞越小,并非如此。

[43]徐焰.金门之战[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176.

  九、国际和平统一战线。

[44]美国外交文件,1952-1954年第22卷,598-610.

  十、增强警惕。敌人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国内联盟和与苏新国家②的和平联盟。门大开了,要团结、警惕。

[45]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M].台北:中华日报社,1981.90-98.

  十一、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卫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③

[46]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74.

  建国前夕,毛泽东曾经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目的是要肃清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同时也考虑到英、法等西方大国短期内不会改变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因此,将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暂时搁置一旁。采取这样的方针,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而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英、法等国同美国的矛盾日益明显,以及它们对中国态度发生的一些变化,特别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充分表现出来。

[47]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1955-01-28.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时作出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调整,提出:“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对于英、法这类国家,要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对于一切希望和平而对中国还有某些疑虑的国家,也要主动地去做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变化。这是适应新形势(国际的和国内的)而采取的新方针。中国的外交工作将要出现一个新局面。

[48]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107.

  七月七日和八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这两次讲话,表明他对中国的国际战略以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完善,不仅有了基本原则和大政方针,而且有了具体可行的措施和步骤。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成功外交实践。这些实践,使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对国际局势和国际矛盾所作的判断和分析,得到进一步验证和补充。

转自《毛泽东思想研究》(成都)2010年1期第8~15页

  七月九日,周恩来一行带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飞离北京。七月十二日,返抵日内瓦。由于休会期间作了充分的磋商准备,越南、中国、苏联三方在七月十九日共同商定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最后方案,为达成在印度支那实现和平的协议铺平了道路。

责任编辑:刘悦

  七月二十一日,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交战双方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法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军的声明,以及尊重三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在这一天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历时近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落下了帷幕。

  在与会国中,只有美国对日内瓦会议的结果表示不满,但只能处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美国拒绝在会议的最后宣言上签字,充分反映出它已何等孤立。它在特别声明中表示“不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去干扰它们”,但又声称:美国“对于任何违反上述协定重新进行侵略的行为将极为关切,并认为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④这是美国为它日后扩大对印度支那的干涉埋下伏笔。

  恢复印度支那和平,是在中国的积极参与下,日内瓦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同时,在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英、法等西方国家政界要人进行了较多的接触,在谋求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共处关系上也取得进展。六月十七日,中英双方同时发表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协议,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与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实现了中英两国互换代办而建立的半外交关系,使英国在同中国的关系方面走在西方大国的前列。

  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出于对香港问题等实际利益的考虑,英国一直谋求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从一九五0年三月二日起,在北京派驻负责建交谈判的代办。但由于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始终采取矛盾暧昧的态度,并追随美国参加侵朝战争和对华禁运,两国关系一直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主动表示,希望中国也派代办来伦敦。虽然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没有改变,但是考虑到英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合作立场,并从最大限度地团结愿意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国阵营的方针出发,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艾登的意见。

  一九五四年八月,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率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这时,距中英两国发表公报不过两个多月。

  英国工党,创建于一九00年,是第二国际的成员之一,自称要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领袖艾德礼出任英国首相。这是工党第三次执政。对内它采取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并且在一些重要工交等部门推行国有化。在对外政策上则仍奉行追随美国的方针。

  艾德礼这次访华时,已不再担任英国首相,但还是工党领袖,中国政府给予很高的礼遇。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他,同他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英方参加会见的有:工党领导人比万、萨末斯基尔、菲利普斯等。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张奚若等。

  会谈的话题从中英关系开始。毛泽东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虽然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也不是说我们两国的制度没有不同之处。”“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基本的争论是不多了。是不是?这是基本问题。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同样是这样。”

  谈话中,双方对社会主义等问题发生了争论,彼此谈得都很坦率。工党领导人着力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心平气和,语调平缓,摆事实,讲道理,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当客人问道:“你们能不能与这样的社会主义(指工党的社会主义。——引者注)和平共处和合作?”毛泽东明确地回答:“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并对和平共处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说:“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又说:“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在日内瓦会议上,中、苏、英、法四国,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就能合作,因为我们有共同要求。”毛泽东还向客人表示希望他们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

  客人又问:“你看国际形势可能怎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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